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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民主依法修宪，以良宪促进改革和发展、保障善政和善治，是宪法修改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修宪过程中以法治促进、保障和实现民主、科学的现实逻辑。

根据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1833—1898年期间其标题含有宪法的文章仅有3篇，全为译文，除前述康同文所译的《美国宪法》外，另外两篇分别是《日相论制定宪法来历》和《比律宾岛新立共和宪法》，其译者均为日本学者，即古城贞吉和角谷大三郎，而康同文是三者之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学者。【参考文献】 {1}麦仲华编：《戊戌奏稿》，1911年日本横滨出版。

[46]麦仲华编：《戊戌奏稿》，1911年日本横滨出版，第4页。康有为正是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发展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集中体现于《孔子改制考》，为主张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其中第5门即政治门和第6门即法律门，都收录了若干宪法学著作的信息。[35]从使用的语词和表达的观点来看，康同薇与康有为如出一辙。3.今文经学是其方法原因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主张经世致用。

笔者阅读了1897年之前创刊的16种报刊，[51]仅发现其中的两份报刊使用了近代意义的宪法一词，即《西国近事汇编》和《申报》2018年3月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条第2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必须渐次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革新进程，从主体制度到行为制度到程序制度到监督制度到责任制度到救济制度等，均应体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革新成果。

在实践中，关键是必须做到公权力行使范围都应是依法监督范围，而且监督者也应受到监督，不留下监督空白。但是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权力高度集中，监督责任救济机制能否跟上？比如说国家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之后，律师能不能介入、何时能介入？这里就涉及人权、法治的问题。行政改革要求政府的行政活动须要更多地体现民主性，也即平等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可选择性。这一路径发端于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该《授权决定》不仅通过概括授权的方式为国务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开创了试行-检验-立法的改革创新模式，为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提供了一条改革立法路径。

[4]在此背景下，须要考虑的是如何全面建设法治体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这常被称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所以一定要创新出有效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否则会障碍监管执法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它明确了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还要坚持三性，也即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体现三个比较，也即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可行。[9]我们现在推出的新宪制下的大部制具有探索性。机构改革创新也须要讲原则、守底线。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在新时代第一个五年中，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十五个方面的重大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六个方面的政法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治国理政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

四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稳健反腐败。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另一种是行政活动上的试验，无需突破法律法规规定，重在行政活动思维和方式创新。公法课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1982年宪法第五次修改，实施党和国家机构重大改革，这一系列重大政治和法治事件，提出了新时代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效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宏远历史使命。

现代市场经济具有自由、平等这两个基本品格（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价格由市场说了算，而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是一种民主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卫生部也增加了健康要素，叫做卫生健康部。

依法治国决定共7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其他部分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队伍建设、党的领导等六个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社会视角—熵增现象与减熵措施，以及协调、参与、合作共治。

二是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和明确的路向。政企关系要由对立疏远到成为指导、服务、合作的关系。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一方面，有很多是完全一致、连贯承续、相同相通的方针。改革创新及其试点方法是恒久的课题，先行先试的合法性也是长期争议的问题。机构改革主要涉及组织法的问题，经过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第二个五年和更长时期内它会有怎样的变化？这是须要系统和深入思考的。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探索发展，一方面，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改革日渐式微，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无主管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伴随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而淡出。

一方面是监察权力的定位问题，原先我国的行政监察是政府的职能，名称叫做监察部、监察厅、监察局，这次修宪专门用两个条款把它从国务院的职能和地方政府的职能里面移除，单独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并且专门用五个条文规定国家监察委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一般的说法是，深化改革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奋斗目标、作出了顶层设计。

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特殊意义在于，首先，它明确了一些基本原则，就是以党领政、以党领群，确定了路线图、时间表。还有，国家监察法虽已通过，但是否就一切妥善？再如，新宪制下独特的大部制，它的运行一定会有很多的行为模糊性、模糊处，一定有很多的新矛盾，又该如何应对？[12] 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立法保障，基本方针应当是:加强行政公务组织法、行政公务程序法、行政公务责任法、改革评价程序法等薄弱环节法制，还要尽快推出如下立法以适应机构改革后的实践需求:（1）自然资源法。

但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关系，不理顺政企关系，经济细胞的活力不能充分释放出来，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配套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和完善政企关系（包括政事、政市、政社、政民关系）的重大决策，之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未及出台就受到一些重大因素影响和重大事件冲击，导致拟出台的这个决定流产了，系统配套地推进经济政治行政社会配套改革的决策落空，经政体制不协调、共富战略推不动、改革与法治张力渐大的深层矛盾长期存在并长期制约着经政发展，历史教训极为惨重深刻。在新时代第一个五年的法治发展基础上，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在依法治国决定的政治安排基础上就政治改革和机构改革作出更具体的安排。

（7）接受监督、责任到位、权利救济的观念。最后，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发布决定作为指导性文件的同时，还配套了改革方案作为机构改革的路线图、规划图和施工图，以利于操作，这也是汲取历史教训的认知和行动。因此，尽管七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已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但改革与法治的紧张关系问题并未彻底消除，解决难度依然很大。机构改革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配套的内容更多，特别是地方的机构改革正在展开和推动，难度更大、困难更多，所以一定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看问题，要有更好的方法论，才能稳妥高效有力地解决疑难问题。

整个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规模，政企（事、市、社、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的模式都要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理解变化的进程。[1]具体而言，一方面，此项改革创新试验的期限设定尚不科学，缺少制度试点到制度形成或制度立法的明晰环节。

（9）政党组织行为与程序法（如联合文件备案审查法）。最后，行政模式要从传统的、集权的、消极的、管制的、命令的行政模式，变成民主的、积极的、服务的给付行政和辅导行政。

[6]在依法治国决定第六项重大任务中，专门规定j了党政主要负责人承担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各级人大、政协、一府两院的党组织要承担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守法执法的职责，要长期坚持政法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并限定履行六项职能，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等等，意在通过数十项具体的改革举措，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各类组织机构的有关职责，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为此，更新观念、创新制度、廓清权限与强化监督，是新时代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路向和重要抓手。

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要加快推动和协调，不能久拖不决。进行历史比较，可以深化认识。具体如下: 第一，新的宪制。综合执法部门也进行了调整，例如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又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发[2015]36号文）在第二部分关于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的（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中提到的具体要求是: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得到严格实施，各类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和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明显减少，对行政执法的社会满意度显著提高。经济视角—注重成本、效率、风险、持续发展。

其次，它强调了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五个坚持，也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坚持理顺党政职责，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深入改革和发展变迁，行政模式从管理行政到控权行政再到给付行政、指导行政、服务行政的转型发展，构成了行政法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更高要求，理当结合此种条件和要求来确立未来行政法制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条理法广泛存在、富有功用，它先在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指引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和运用，而且能在没有明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之际，常可代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范作用，故可避免法律适用中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试验是对经反思扬弃和选择采用的体制、机制、制度和方法进行尝试推行。